一诺千金的洛水之誓，如何变成了屠刀下的血腥杀戮？司马懿，这位曹魏的股肱之臣，最终将权力的毒药注入王朝的命脉。从隐忍蛰伏到翻脸无情，司马家族的崛起之路，充满了阴谋与背叛。他们最终统一了三国，却也亲手埋下了西晋覆灭的种子。
“五胡乱华”的悲歌，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司马家难逃的罪责？
奠基石上的裂痕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誓言这东西，分量很重，尤其是在那个信奉天地鬼神的年代。想当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劝降守洛阳的朱鲔，曾在洛水边立下重誓，保证对方投降后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
刘秀后来也确实没含糊，说到做到。这“洛水之誓”从此就成了信义的象征，一种近乎神圣的契约。按理说，榜样在前，后人当效仿。
司马懿，这位司马家族的奠基人，脑子是顶尖的好用。他出身名门，才学过人，早年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后来跟着曹操混，靠着实打实的军功和政治手腕，一步步爬到了权力核心。尤其是在跟诸葛亮的长期对峙中，他硬是把那位智慧化身给耗死了，这军事能力确实没得说。
展开剩余97%曹叡临终托孤，让他和宗室曹爽一起辅佐小皇帝曹芳。可一山难容二虎，尤其是在权力这块肥肉面前。曹爽仗着自己姓曹，处处压司马懿一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玩起了韬光养晦，装病示弱，让曹爽彻底放松了警惕。
公元249年，机会来了。曹爽带着小皇帝去高平陵祭祖，空虚的都城洛阳瞬间成了司马懿的舞台。一场干净利落的政变，兵权、政权，全攥到了司马手里。这时候的曹爽，手里还握着皇帝这张牌，理论上可以号令天下兵马反击。双方僵持不下，胜负难料。
关键时刻，司马懿想起了“洛水之誓”的戏码。他派人向曹爽传话，赌咒发誓，只要曹爽乖乖交出权力，保证他继续当他的富家翁，爵位、财产，一样不少。
面对黑洞洞的刀口和似乎还留有一线生机的承诺，曹爽怂了。他选择了相信司马懿，放弃了抵抗。
谁知，这誓言墨迹未干，就成了催命符。曹爽前脚刚投降，后脚司马懿就翻脸不认人。
屠刀挥向了曹氏宗族和依附于曹爽的大小官员，一时间人头滚滚，被杀者据说超过五千人。这场背信弃义的大戏，不仅让所谓的“洛水之誓”成了天大的笑话，更给司马家的权力根基，从一开始就刻下了深深的裂痕。
杀戮场靠着政变和背弃承诺上了位，司马家的权力之路，从一开始就散发着血腥味。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接过了权杖，继续操控曹魏政局。
小皇帝曹芳渐渐长大，不甘心当个傀儡，想联合一些老臣夺回权力，结果密谋败露。司马师二话不说，罗织罪名，把曹芳废黜，另立了曹髦。
换上来的曹髦，年纪虽轻，却颇有血性，他无法忍受司马昭日益膨胀的权欲和无处不在的控制。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公开斥责，撕破了最后一点面子。
年轻气盛的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带着宫中侍卫，要去讨伐权臣司马昭。这简直是鸡蛋碰石头，冲动且毫无胜算。消息很快传到司马昭耳中，他的军队迅速出动拦截。
光天化日之下的洛阳街头，皇帝的车驾被团团围住。曹髦拔剑怒斥，士兵们慑于天子威仪，一时竟不敢动手，步步后退。就在这僵持的危急关头，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对着部将成济使了个眼色，低吼道：“司马公养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还问什么！”
成济心领神会，挺枪上前，当众将皇帝曹髦刺死在车驾旁。
天子之血，染红了权臣的晋升路。
皇帝被臣子在大街上公然杀害，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情！虽然司马昭事后假惺惺地抱着曹髦的尸体痛哭流涕，把弑君的黑锅甩给成济一人，将其灭族以平息众怒，但谁都清楚，这背后真正的凶手是谁。
这桩弑君惨案，彻底暴露了司马家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残暴本性，也让他们在道义上彻底破产，永远背上了弑君的骂名。随后，司马昭废黜被杀的曹髦，再立曹奂为帝，自己则加封晋王，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
短暂辉煌下的暗流不过司马昭没能等到自己黄袍加身的那一天，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很快就逼迫曹奂禅让，建立了西晋王朝。
随后，司马炎调兵遣将，发动灭吴之战。在王濬、杜预等名将的指挥下，晋军水陆并进，突破长江天险，攻克东吴都城建业，吴主孙皓投降。至此，纷扰近百年的三国时代宣告结束，天下重归一统。
统一初期，司马炎也确实想有所作为。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试图恢复饱受战乱摧残的经济。
他也尝试整顿吏治，限制日益膨胀的世家大族势力，提倡节俭，尊崇儒学，希望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这段时间，国家经济有所复苏，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这短暂的繁荣，如同夕阳前的回光返照，未能持久。统一的辉煌之下，暗流汹涌。
首先，司马家族本身就是依靠世家大族支持上位的，对这些豪强的依赖和纵容，使得限制措施往往流于形式。这些大家族盘踞地方，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成了威胁中央集权的定时炸弹。其次，司马炎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他选定的太子司马衷，天生智力有缺陷，根本不具备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能力。
再次，统一带来的和平，也让统治阶层迅速腐化，奢侈攀比之风盛行，与司马炎倡导的节俭背道而驰。这些潜藏的危机，都在为日后的大动荡埋下伏笔。
而司马炎死后，他留下的这个看似统一稳固的帝国，很快就失控了。智障皇帝司马衷即位，大权旁落。
皇后贾南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专擅朝政，排斥异己，搞得朝野怨声载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甚至狠心毒杀了并非自己亲生的太子司马遹。这一举动，彻底点燃了早已蠢蠢欲动的宗室诸王的野心。
赵王司马伦率先发难，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起兵诛杀了贾南风。然而，贾后一死，权力的真空让司马家的王爷们彻底疯狂了。
他们像一群饿狼，为了争抢最高权力，展开了长达十六年的残酷内斗。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这八位手握重兵的藩王轮番登场，相互攻伐，京城洛阳几度易手，战火燃遍中原。
这场被后世称为“八王之乱”的宗室内耗，不仅让刚刚从三国战乱中恢复一点元气的社会再度陷入水深火热，更将西晋王朝的国力消耗殆尽，军队打残，中央权威荡然无存。可怜的白痴皇帝司马衷，也在混乱中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杀。
可以说，短暂的太平盛世，不过是更大风暴的前夜。
司马家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给了周边一直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可乘之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部的民族，史称“五胡”，趁着西晋中央政府瘫痪、边防空虚，大举南下。
历史的判决“五胡乱华”的序幕就此拉开。这不再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而是大规模的入侵和占领。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如同潮水般涌入中原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曾经繁华的城镇化为废墟，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惨遭屠戮。据一些史料推算，仅此浩劫，中原汉族人口就锐减数百万之多，这是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
入侵者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割据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燕、后秦等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
西晋王朝在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公元316年，匈奴人攻破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幸存的司马宗室仓皇南渡，在长江以南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但已无力恢复北方故土。
回过头来看，司马家为何背负如此沉重的骂名？他们的统一功绩，与他们后来亲手造成的灾难相比，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得位不正，靠的是阴谋诡计和背信弃义。
治国无方，短暂的太平后是奢靡腐化和骨肉相残。最终，他们不仅葬送了自己建立的王朝，更将整个华夏拖入了长期的黑暗深渊。
“八王之乱”是他们内部贪婪和权力斗争的直接恶果，“五胡乱华”的滔天浩劫，他们也难辞其咎。这份“遗产”太过沉重，这份罪责太过巨大，足以让后世在评价他们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给予多少正面肯定。
开元二十九年，时年63岁的宁王李宪病逝，史书记载，身为天子的李隆基闻讯，“号恸，绝膳数日”，对着大哥府邸的方向痛哭流涕，悲伤到身边的高力士等宦官都为之动容。
最终，他不顾李宪之子李琎的恳辞，坚持以帝王规制为这位从未登基的兄长下葬，并赐予“让皇帝”这一空前绝后的谥号，还为其修建了帝陵规格的惠陵。这份哀荣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番惊心动魄的“让”？
特殊的嫡长子李宪，初名李成器，他的童年底色，恐怕并不明亮。他的父亲是唐睿宗李旦，祖母则是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生在帝王家，尤其是在武周那个特殊年代，意味着步步惊心。
李宪和他的三弟李隆基都经历了幼年丧母之痛——他们的母亲，肃明皇后刘氏和昭成皇后窦氏，先后被猜忌心重的武则天秘密处死。这共同的不幸或许为日后兄弟间的情谊埋下了伏笔，但更深层的，恐怕是宫廷残酷现实在年幼李宪心中烙下的印记。
他四岁那年，父亲李旦第一次被推上皇位，成了母亲武则天的傀儡。
六岁的李宪也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可这储君之位，与他父亲的皇位一样，有名无实，更像是在权力风暴眼中的漂浮物。这段短暂的太子生涯，以及随后武则天称帝、父亲被降为皇嗣、自己又降为皇孙的经历，让他过早地窥见了权力的狰狞与虚无，也让他对充满血腥倾轧的宫廷生活滋生了难以言说的厌倦。
或许从那时起，他对最高权力的滋味，就已经失去了兴趣。他天性温和谦让，不好纷争，反而醉心于音律艺术，据说能自己作曲，这与他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之后几十年间，唐朝政局如同走马灯般变幻。神龙政变推翻了武则天，伯父唐中宗李显复位。
李显想要提拔这位知礼谦和的侄子，封他为蔡王，增加实封，李宪却一再推辞，表示自己能力不足，宁愿安守郡王本分。这固然是他性格使然，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清醒的自保。毕竟，中宗朝堂同样暗流汹涌，韦皇后与安乐公主野心勃勃，一心想复制武则天的道路，朝政混乱不堪。
中宗被毒杀后，韦后临朝，立幼子李重茂为帝，李唐江山再次岌岌可危。面对这场危机，史书上几乎看不到李宪的身影，他仿佛是个“酱油男”，总在历史的关键节点选择置身事外。而此时挺身而出的，是他的三弟，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
“国难归功”，一句定乾坤公元710年，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一举诛灭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迎回了父亲李旦。
李旦二次登基，一个棘手的问题立刻摆在面前：谁来当太子？按照宗法礼制，嫡长子李宪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选。李旦起初也想遵循旧例，试探性地表露了此意。
然而，此时的李隆基已非吴下阿蒙，他手握平定韦后之乱的“定国之功”，声望如日中天，行事果决，颇有曾祖父李世民之风。更重要的是，他已然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李旦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更不能不忌惮近百年前那场血腥的玄武门之变在自己儿子们身上重演。
谁知，没等李隆基有何表示，李宪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立自己为太子。他对父亲说：“储副是国家的重器，天下太平时，自然应立嫡长子。但国家危难之际，则应归于有功之人。若处置不当，会令天下失望，对社稷不利。我的功劳不如三弟隆基，请立他为太子。臣斗胆以死请求！”
这番话掷地有声，既点明了现实，又给出了原则，还将自己置于“无意”且“力荐”的位置。据说他为了表明决心，甚至天天抱着父亲的大腿哭诉，坚辞不受。
李隆基闻讯后，也上表谦让，称兄长在，弟弟不敢居其上。但李宪态度极为坚决，再次推辞。兄弟间的推让看似一团和气，实则充满了政治张力。
李宪此举，无疑是极度明智的。
他深知弟弟的能力与势力，也清楚自己性情不适宜驾驭这艘刚经历风暴的大船。与其未来可能重蹈太子李建成的覆辙，不如主动让贤，换取平安。玄武门那场同室操戈的惨剧，不到百年，殷鉴不远。
请辞离京太子的名分总算尘埃落定，李隆基被立为储君。然而，宫廷斗争并未因此平息。
之前与李隆基联手的太平公主，随着李隆基地位的巩固，感到了威胁。太平公主深受母亲武则天的影响，权力欲极强，她觉得李宪性情柔和，将来更容易控制，于是开始在睿宗面前不断构陷李隆基，同时夸赞李宪贤德，意图废黜李隆基，改立李宪。
李宪对政治或许不热衷，但绝不糊涂。他敏锐地察觉到姑姑的用意，知道自己成了权力斗争的棋子。他可不想成为太平公主的傀儡，更不愿卷入新一轮的漩涡。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更彻底的决定：主动向父亲请求，和二弟李捴一起离开京城，到地方担任刺史。名相姚崇、宋璟等人也支持这一提议，认为只有让两位亲王离开权力中心，才能彻底断绝某些人的念想。
睿宗最终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李宪这一走，不仅是远离是非，更是以实际行动再次向所有人表明了他绝无争位之心的态度，直接瓦解了太平公主“拥立李宪”的借口。长安城内，只剩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这对姑侄进行最后的较量。
另一种人生圆满不久，睿宗禅位为太上皇，李隆基提前登基，改元先天。但他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李隆基再次展现了他杀伐果断的一面，发动“先天政变”，彻底清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甚至不顾太上皇的求情赐死了这位权势熏天的姑姑。自此，李隆基才真正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开启了他辉煌的开元盛世。
大权在握的李隆基，没有忘记大哥的恩情。他将李宪召回京城，封为宁王，拜司徒、司空、太尉，加太子太师，实封高达五千户。这几乎是人臣之极的荣誉和待遇。
更难得的是，李隆基在给李宪的书信中，从不自称“朕”，而是谦称“弟隆基白”，这份尊重超越了君臣之礼。而李宪也做得极为到位，他虽然地位尊崇，却从不结交朝臣，不干预政事，每日只是与文人墨客饮酒作诗，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他改名李宪，也是在李隆基登基后，为避其母窦德妃的名讳，这细微之处也体现了他的谨慎和对弟弟皇权的尊重。兄弟二人，一个真心感恩，给予无上荣宠。
一个安分守己，乐享清净富贵。他们之间形成的这种默契与和谐，在历代皇室中都属罕见，成就了一段“兄友弟恭”的佳话。
开元二十九年，李宪走完了他平和而富贵的一生。李隆基那近乎失态的悲痛，以及力排众议追封“让皇帝”的举动，都证明了这份兄弟情谊的真挚。李宪的“让”，始于对权力的疏离和恐惧，成于对时势的清醒判断与自保，最终凝结为一种难得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学。它不仅仅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血腥内斗，也为自己换来了一生的安稳与死后的殊荣。
宫廷喋血是常态，可谁说，做一个被历史温柔铭记的“让皇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权力的游戏场上，刀光剑影固然夺目，但有时，一声低调而坚定的“不争”，也能激荡出悠远的回响。
一直以来，我们对久远的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即使上古时期的人物和事迹尚处于“传说”阶段，
但在司马迁的描述中，这个传说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十分美好，
尤其是尧、虞、舜禅位让贤的故事，世世称颂。
可随着历史知识的丰富，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
司马迁对于西汉建立之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近百年的历史，自然是了解的，但《史记》记录的可是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他对西汉之前的历史记载是否客观呢?
这不，一部“骨灰级”的史书被“扒”了出来，
自打这部古本面世后，不少人开始怀疑《史记》粉饰了太平，遮盖了历史真相，
因为这本书记载的内容，与《史记》的说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甚至有人叫嚣着“史记骗了我们”、“历史观被颠覆”等等。
实际上，很现实地说，真正的历史是不可能被还原的，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
不要轻易去否定任何一个观点，历史也并不只有两面。
今天我们要说的便是这部古籍——《竹书纪年》，
它究竟有什么来历？竟然与《史记》的说法形成了抗衡之势，
它和《史记》的记载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竹书纪年》的来历：1700年前，出土于战国时期一座魏国古墓。
这部《竹书纪年》并不是现代出土的，而是出土于1700年前的西晋。
当时有个叫做不准(fǒu biāo)的盗墓贼，在夜色的掩护下，挖开了自己老家汲郡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以为这么一座大型的古墓，怎么也得挖出丰厚的钱财珍宝，
谁知他进入墓室后，映入眼帘的却是四处堆积的一卷卷竹简，哪有什么财宝，
他不甘心费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空手而归，于是顺手捡起散落的木简，点燃它们当火把用，
开始在墓里找寻值钱的陪葬品......
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些竹简就是价值连城的史书文献，许多竹简因此被烧得只剩下余烬。
当地人发现有人盗掘坟墓后，火速报告给了官府，这可是大事，官府听闻后慌忙派人前往处理，
盗墓贼被捕之余，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有多少呢？数十车.......
当晋武帝司马炎听说汲郡的一座古墓挖出来一堆看不懂文字的竹简后，觉得这事不同寻常，
派出大批学者去翻译竹简，最后才知道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战国时期魏襄王（魏国第四任国君），
那些看不懂的“蝌蚪文”自然是秦国统一之前，魏国所使用的文字。
对这段历史，《晋书·武帝纪》中有明确的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 藏于秘府。”
这批竹简出土了不少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至于它之前叫什么不知，作者也是大名鼎鼎的“佚名”，
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汲冢书"、"汲冢纪年"、“纪年”，
由于它写在竹简上，又是按年编次的，也有称之为“竹书”、“汲冢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这部书的名称比较多，这点要注意，因为很多古籍也引用过它上面的内容，
有的就写“竹书云：.........”，有的却是“纪年云：..........”，其实都是同一本书。
这部《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原共十三篇，珍贵的是，它按sw.r0vu.cn年编次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史事。
还要注意的是，这部书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连《史记》在当时都是“传者甚微”，
再加上西晋后来内乱，又出现五胡十六国，这部《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
负责翻译整理的西晋学者，众多一流学者荀勖、和峤、卫恒、束皙、张华、杜预、挚虞、王接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是哪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部书，有两个版本，都不是原版：
一版，我们叫作《古本竹书纪年》，
通俗来说，就是学者们在书海中寻找其他古籍引用的原书内容，重新整理，汇编成册。
其中，清代学者朱右曾汇集了部分佚文，编为《汲冢纪年存真》；
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汲冢纪年存真》的基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到了现代，范祥雍先生又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加以校订增补，
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另一版，叫作《今本竹书纪年》，
这一版书，较早的有明嘉靖时期天一阁刻本，本来有人认为也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新整理汇编的，但是，清代学者雷学淇见过元末明初的刻本，
说明这一版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清代学者洪颐煊发现，南宋人罗泌在其撰写的《路史》中，引用了一条与这一版完全相同的内容，他认为这一版最迟出现在南宋时期，
而且人们一直拿这一版当做原版重编来看待的，但是这一版“今本”与原版重编的“古本”有着很大差别，因为“今本”在重新汇编的过程中，增加了出自其他史书的不少史料，而且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今本”成书的时间若是在南宋以前，要比近6u.r0vu.cn代早了太多年，所看到的原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仍然有它的价值。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这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不仅仅是相差一点，简直是相去甚远，
两书记载存在重大差异。
1.关于上古尧、舜之间的王位继承问题。
据《史记》记载，尧帝因为儿子丹朱失德，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把王位传给了女婿舜。
舜起初是推让的，但是尧死后诸侯们都不去朝见丹朱，都跑来朝见舜，于是舜认为这是“天意”，就此继任了王位。
尧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 是乃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备而 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 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尧帝大公无私、退位让贤，舜帝谦虚谨慎，被动地接受了王位，
而且权力交接的过程充满了和平的气氛。
那么，《竹书纪年》是怎么记载的呢？
哪有什么美好和平，完全是一场舜发动的政变，
以下就是各史籍里收录的“竹书”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 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后稷放帝于丹水。
后稷放帝子于丹朱。
放帝丹朱于丹水。
从上面来看，尧帝后来失德，被舜囚禁在了平阳，并夺取了他的帝位，后来舜还将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在了丹水。
注意，有一条在丹朱名字前还有“帝”的称号，究竟是少写了个“子”，还是的确就是“帝丹朱”？
别看一字之差，信息量可差远了，
如果丹朱也称帝了，那说明舜很可能是囚禁了尧，并发动政变夺取了丹朱的王位。
无论如何，《竹书纪年》记载的尧和舜权力的交接是充满着阴谋和血腥的，
这与《史记》记载的美好交接，意思相差得太远了，尧帝和舜帝的“圣君”形象皆毁于一旦。
2.关于禹是禅让于益，还是传位于启的问题。
对于禹、益、启三人权力交接的过程，《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也就是说，禹在临终前，把王位传给了益，但是益却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这也是诸侯和民众的意愿，于是启继承了王位。
这段记载的其实与尧、舜大同小异，无非也是歌颂禹无私，益让贤的美德。
当然，《竹书纪年》里这又是另一个话版：
益干启位，启杀之。
益为启所诛。
后启杀益。
益代禹立，拘启禁之， 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这个版本里还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禹传位给了益，但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并杀掉了益；
另一说是来自《韩非子》的佐证——“潘寿言禹情”注:“言禹传位于益，终令启取之。”
也就是说，原本禹把王位传给了益，但却让儿子启自己夺回来。
曲曲折折的，总是跟史记说法完全是两个思想取向。
3.关于太甲是否杀伊尹的问题。
按照《史记》的说法，伊尹为了教育太甲，将他安置到了成汤的墓地桐宫，政事就由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了，伊尹便将王位还给了他，自己留下来继续当太甲的辅佐。
伊尹死后，是以天子之礼陪葬于亳都的 ，奉祀为"商元圣"。
帝中任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 是伊尹放之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 太甲而授之政。
嚯！这样的大臣实在是让人敬佩，伊尹的贤名流传至今。
但《竹书纪年》是怎么记载的？
仲壬崩杀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杀伊尹。
太甲潜出自 桐，杀伊尹。
伊尹自篡立后，太甲潜出，亲杀伊尹而用其子。
伊尹的形象也被摧毁了，据“竹书”的说法，伊尹夺位后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宫，但是太甲逃出了桐宫，杀掉了伊尹，随后又任用了伊尹的两个儿子.......
此外还有文丁是否杀季历、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还是周宣王之子、共和执政等重大差异，本文就不一一举例了。
那么，《史记》和《竹书纪年》的一些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
《史记》和《竹书纪年》产生分歧的原因
以下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先把史书从年代上做个分类。
我觉得《史记》是个截点，《史记》之后的历史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在它之前，有什么史书？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远古先民是用歌谣来叙述日常经历的，
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最早出现在远古歌谣和神话里，
等商、西周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
人们又将一些重大事件，记载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中，以及如《尚书》、《周易》和《诗经》这些古籍中。
到了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诸子百家一一著书立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先秦时期的史料是很丰富的，
但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太多，没有几本幸存下来。
而《竹书纪年》原简，其实就是跟这些古籍是一个梯队的，比《史记》要早200多年，
因为埋在地下，所以逃过了一劫。
当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竹书》的作者，其实对于上古和夏商、西周的事迹，都是要从更早的古籍中来获取史料的，
很可能是两书作者取材时，选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史料。
就拿《尚书》举例，记载的是自原始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整个奴隶社会的人物、传说和事件，
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太康失国、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等，
这部书也是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尚书》也是存在真伪争议的，
更何况《竹书纪年》作者所在的战国时期，那时候的儒家不仅没有普及，还屡遭排挤，参考的未必就是同样的史料。
但是到了西汉就不一样了，司马迁学的都是儒家推及的知识文化，写法倾向于儒家的理想也无可厚非，时代局限思维。
另外，两书的作者思想取向也不同。
再举个例子，就拿《春秋》和《左传》来说，
通俗点说，《春秋》就是提纲，《左传》就是内容。
问题也正在这，《左传》很明显地丰富了历史事件，比如春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
左传是怎么记载的？
某什么样的年、什么样的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事件的人物是谁，他带着什么表情或心理说了什么样的话，他的目的又是怎样的。
看出区别了么，这其实就是文学色彩。
同样的史料，两书作者看到的角度不同，思想取向也不同，所以，出现了偏差。
例如，以《竹书纪年》同《左传》中的记载对比来看：
《纪年》曰:“郑庄公杀公子坚”。
《左传·隐公元年》曰:“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这部《竹书纪年》的作者，是站在一个事实的立场，隐含一种谴责的意思，说郑庄公夺权胜利，却杀了亲弟弟公子坚的行为；
而《左传》的作者呢，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强调的是他胜利了，结果是弟弟逃跑了。
作者的思想取向一般都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关，
像现在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你在这个时代的认知只能局限于这个时代，受这个时代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历史不一样，
你是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的。
再有，翻译的学者们，对于古文字的理解。
前面提到这部书的原简，是用战国时期魏国的文字撰写的，
西晋距这部书也有500多年的距离了，对上面的文字进行“翻译”工作的人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失误翻译的？
毕竟古文么，一个大事件也能用寥寥几笔表达完，
这中间需要自行脑补画面，所以，对文字的理解这是需要加入人为因素的。
关于《竹书纪年》真伪问题，其实青铜器铭文上的一些内容是能与此书相验证的，本文不举例了。
综上来说，我觉得《竹书纪年》这部书，虽然记载的内容与《史记》的说法形成了抗衡，
但它展现了历史另一个面貌，另一个角度，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接近真相，
这根本是谁真谁假谁更靠谱的问题。
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赵国，兵围阏与，赵惠文王急得不行，赶紧召见廉颇，询问廉颇能不能去救援阏与，廉颇想了想只对赵惠文王说了六个字：道远险狭，难救。
远、险、狭，在廉颇看来，基本没有救援的可能，至少于廉颇来说，他是不主张救援的，就算是出兵，也基本没有救下来的可能，就利弊来说，不如不救。
赵惠文王听完又召见了乐乘，结果乐乘的意见和廉颇是一样的，在廉颇和乐乘看来，救下阏与的可能性很小，出兵的成功性很低，所以他们不敢出兵。
像廉颇和乐乘这样的大将都不主张救援阏与，说明阏与是真的很难救援了，但赵惠文王依旧不死心，又召见了赵奢。
赵奢并非一个单纯的武将，实际上他本是一个征收田租的官吏，因着依法处治，即便是平原君赵胜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得到平原君的推荐，被赵惠文王委以重任，负责掌管赵国的赋税。
在他的治理下，赵国“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由此可见赵奢是个了不得的能臣，后来还作为武将外出打仗，有记载的就是公元前280年，赵奢领兵攻取了齐国的麦丘。
大部分时候，赵奢是作为一个文臣出现的，他也更能了解赵惠文王的心思，他知道赵惠文王想要救下阏与，而他本人也认为阏与并非没有救下的可能，于是他对赵惠文王说：
“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于穴中，将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就看谁更勇了，有了赵奢这句话，赵惠文王看到了希望，立马让赵奢领兵去救援阏与。
赵奢很清楚，要救下阏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智取，他领兵离开邯郸三十里的时候就驻扎了下来，还下了死命令：“谁敢来个军事进谏就直接处以死刑。”
他必须要稳住整个军队，关于救援阏与他有自己的想法，不允许军队里出现太多其他的声音，乱了军心和他的计划。
这一驻扎就是一个月，在这期间，赵奢不仅不向前进发还不断下令加筑营垒，有侦查人员要求急速救援阏与被赵奢杀了，有秦国的间谍进来，赵奢好吃好喝伺候走。
就在秦国间谍回去报告说赵奢意不在阏与的时候，赵奢下令急行两天一夜到达了前线，随即又让骑兵在距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这个时候秦国才知道赵奢的打算，着急慌忙集结军队赶去。
而赵奢则在许历的建议下率先占领易守难攻的北山，等到秦军赶到的时候已经失了先机，赵奢领兵和阏与的守军内外夹击秦军，使得秦军死伤过半，不得不撤军，阏与被成功救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阏与之战。
廉颇不敢打的仗，赵奢冲在了前面，不仅敢打，还打了一个大胜仗，经此一战，赵奢在列国间名声大噪，直接一战封神，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平起平坐。
赵奢有一个儿子名叫赵括，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赵括自幼熟读兵书，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单论用兵之法，赵括觉得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就算是和父亲赵奢谈论起兵事，赵奢也难不倒赵括，这让赵括愈发的自得，但赵奢却很担心，因为赵括的兵法是从书上学到的，并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说白了就是飘在空中，无法落到实处。
书上的东西说再多、再好也是死的，而战场是活的，如果赵括能在战场上历练一番，将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兵法知识活学活用，说不定也能成为一代名将，但并没有，赵括一直没有上战场，直到长平之战爆发。
长平之战爆发后，赵孝成王让廉颇领兵阻挡秦军的进攻，在经历几次败仗后，廉颇决定坚壁不出，这是廉颇的强项，善守、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这种打法急坏了秦军和赵孝成王。
赵孝成王看到廉颇一直不出兵，急坏了，毕竟远距离作战耗不起，赵孝成王急于打一场胜仗改变赵军的颓势，而廉颇坚壁不出，赵孝成王就动了换将的心思，这个时候秦国给了赵孝成王一个选择。
秦国看到廉颇坚壁不出同样很着急，毕竟秦军同样也是远距离作战，真让廉颇坚壁不出耗下去，即便胜了也会有很大的损耗，所以秦国派出间谍到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军根本不怕廉颇，而是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
赵括没上过战场，秦国弄这样的谣言，赵孝成王会信吗？信的。
一来赵孝成王也是急了，真的想将只守不攻的廉颇换下来，但没有合适的将领代替廉颇，这个时候提到马服君的儿子，赵孝成王也算是病急乱投医。
二来，当初马服君打的秦军死伤过半，秦人是真的怕了马服君，而马服君的儿子熟读兵书，秦人爱屋及乌，害怕赵括也说得过去。
总之，赵孝成王信了这个谣言，还真的动了让赵括代替廉颇的心思，但赵括的母亲不愿意，她是看着儿子长大的，深知儿子和丈夫的不同，单单对待将士上，儿子根本没法和丈夫比。
况且，当初赵奢看着洋洋自得的儿子，曾将自己的担忧告知她，说赵括总是将残酷的战争说的那样轻松容易，一旦上了战场，肯定会惨败。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担忧，却不想一语成谶，等他死后，赵孝成王不顾赵括母亲的阻拦，执意让赵括为将代替廉颇出战，尽管对上的是秦国这个强敌，从未上过战场的赵括却信心满满，他要和父亲一样一战封神，打的秦军溃逃。
然而他的想法是好的，却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不仅赵国临阵换将，秦军也偷偷临阵换将，换上的正是名将白起。
白起是谁，战无不胜，只要白起上了战场，嬴不是唯一目的，他喜欢尽最大可能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而且他作战经验丰富，在战场上料敌如神，出奇制胜，他早已经将赵括研究了个透彻。
一个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名将，对自己的对手了如指掌，且背后国力强盛；一个是熟读兵书但从未上过战场的战场小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对手是谁，且背后国力已然走了下坡路。
就这样的两个人，在战场上相遇其实已经注定了结果，赵括果然根据赵孝成王的要求出兵攻打秦军，正中白起下怀，战事很快就分出了胜负，赵括战死，赵军投降，白起一下子坑杀赵军45万人。
赵括这一战不仅没能和父亲一样一战封神，反而背负了千年骂名，从此就有了“纸上谈兵”这个成语。
赵括出战，直接导致了赵军45万人被坑杀，但他需要为长平之战赵国的惨败负全责吗？并不需要。
实际上，赵括是在秦人的设计下被赵孝成王的意志裹挟着上战场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这个从未上战场的人还是被推上了战场，而且要根据赵孝成王的意志必须主动出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惨败。
即便不是赵括，换成别的将领也是一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廉颇的坚壁不出已经是最好的策略，赵军出战没有胜的可能，因此换成谁出战都是一样的结果，那就是败，只不过是败的程度不同罢了。
而且当时赵国除了廉颇已经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赵奢已死，李牧驻守雁门郡，赵国将领青黄不接，要不然赵孝成王也不会启用从未上过战场的赵括。
在秦国换上白起后，长平之战对于赵国来说基本已经是必败的死局，端看败到什么程度了，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惨败，45万赵军被坑杀，这个数据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那就是赵军惨败，赵国实力大降。
当然，如果换成是李牧，白起对阵李牧，赵国或有一胜之机，退一步说，即便赵国依旧会败，程度也会轻得多，但这只是假设，李牧并没有出现在长平之战，没能扭转赵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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